［再來一次，不過其實好像講過了］
我覺得我的旅行都不斷在一種「現在不這樣做以後就不會作」＆「以後一定還要再來」的光譜上擺盪著，最初覺得有點矛盾，後來發現這並不是個問題。旅行本身就像是琥珀一樣，無論美好的悲傷的震懾的無奈的心情，在那個當下就已經被凍結在那裏，已經是獨一無二的了。
尤其是當自己與一個地方的連結不再只是旅人的時候。
所以我想回阿富汗，因為我想再跟那些曾經救我一命的大叔圍坐抓飯，看看他們過得好不好，看看喀布爾的鳥街是否喧囂依舊；我想再回智利的小鎮，與那些搖滾樂團的兄弟們一起在清晨四點的拉丁音樂中暢飲點菸；我想要再回史瓦濟蘭，回到那間缺水時連刷手都要提水桶打水的醫院，在我外科的修練已經完結之後。
又或者是發現生命中有了比一個人旅行更重要的事。想和小虎一起走在南極雪白如夢的荒野，或是在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上踩著日落散步；想讓以後的孩子可以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指認象群與獵豹，或是與他再爬一次七頂峰，看著他遠遠把我甩在後頭。
從實習醫師到外科住院醫師，應該很多人都有參與移植手術的經驗。我記得自己第一次被叫進去的時候，其實只是要幫忙關捐贈者的傷口；雖然是很基礎的縫合，但是空氣中的誦經聲跟針線穿過時已經失去溫度的身體，肋骨下原本跳動的起伏的心肺如今空無一物，對第一次站在這種手術台上的人來說，應該很少人不被這樣的畫面給震動。
因為會成為最後一個離開開刀房的醫生，結束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代表全體開刀房人員對往生的器官捐贈者念一段感謝詞，並且將他送出開刀房。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話並且帶著大家鞠躬致意，但說真的，當時的心情比起當初謝謝大體老師的時候，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在送出開刀房已前，我們無論是再移除管路，撕下膠帶導級，甚至是移床、推床過彎的時候，都將捐贈者是為一個仍然有生命的個體，向他說話，告訴他我們要做的事情，我們要回家了。我所在的醫院向來都是以效率跟速度聞名，但在這件事情上，所有的人都發自本性的慢下步調來，用最尊重捐贈者的方式送他最後一程。
因此我對於立法院某蘇先生（拜託不要告訴我他是醫生，這樣以後人家叫我醫生我會以為別人在罵我髒話）提到強摘器官的說法，完完全全不能接受。一篇國際期刊認可的論文，經歷過家屬同意後與臨床腦死判定的標準流程，為了提高移植存活率的藥物使用....如果我們醫生真的是在強摘器官，我們術前還需要這麼多道程序幹嘛，我們在術後還要替捐贈者做這麼多事情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最可惡的是，選舉這件事情一碼規一碼，你要抹黑或攻擊對手是你的事，但你要把醫界拖下水，就是在影響未來潛在的器官捐贈者對於醫師的信任，間接傷害醫界跟所有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你知道每年等待移植的患者有多少嗎？你知道這些病人等待期間身體跟心裡有多煎熬嗎？這一切的一切，都已經太喪心病狂了。
11/29的投票，我們真的不需要什麼大智大慧，有基礎的智力，就應該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尤其是台北的朋友們，全台灣都在看著你們啊!!
熟識我的人應該都知道，我向來是不過生日的。但今年是個例外，我替自己準備了一份生日禮物。
這份禮物，叫做平安離開阿富汗。
以前旅行，總覺得面對未知的道路還能往前走，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但要去阿富汗時，我才發現有時候面對已知的事物還能繼續往前走，也許需要更大的勇氣。他不像新疆或巴勒斯坦，在事件發生時會有國際媒體幫忙批判中國和以色列；他也不像伊朗，有很多背包客會用旅行告訴世界這裡的人有多善良，建築與風景有多美。阿富汗是阿富汗，所有的恐怖攻擊、塔利班、貧窮、毒品跟疾病，都不是騙人的；蘇聯、巴基斯坦、美國分別在這片土地上留下深淺不一的傷口，有許多到現在都還沒痊癒。
阿富汗是個很容易讓人掉眼淚的國家，很多的時候是因為感動，但也有很多的時候是恐懼。我在阿富汗的10多天恰好是兩次大選中間稍微平靜的一段時間(上一輪大選投票，喀布爾幾乎天天炸)，走在首都喀布爾的街頭，可以看見阿富汗的公車回收了不少亞洲國家的校車再利用；想像也許其中一台車就這樣在我面前炸開，寫著「高校野球部」的鐵片連同我部份的身體一同撞進路旁的土房子裡，而另一部分則不知去處。光想著在這個城市生活的人們，隨時都有可能會以這樣的方式死去，就讓我難受得不得了。
決定去阿富汗以後，我幾乎拋棄了我過去幾個月那種到了現場才開始決定下一步的旅行方式。為了不讓家裡的人跟朋友們擔心，我小心地分配我在伊朗的照片，關掉所有行動裝置的定位功能，好讓我在阿富汗這段時間不被小虎以外的人知道；我瘋狂的寄信給每個城市可能得以提供聯繫的沙發主，取得城市本身以及城市間的安全狀況。在伊朗的聖城馬什哈德，我甚至去阿富汗人的社區幫他們上英文課到晚上八點，就只為了換取最新的情報與在地人脈；我的沙發主嚇壞了差點報警，他說，你知道嗎，那是全城犯罪率最高、治安最差的地區啊！
從南極回來了，但要描述這個地方，極難。
這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把小船開到碎冰佈滿的海中央，發抖著，遠方傳來冰川崩落的巨大聲響，抬起頭來，四周盡是巨大的反光。引用朱少麟的句子來說，「往左看，無邊的荒涼；往右看，無邊的荒涼；往前看，無邊的荒涼；往後看，來時路早已迷失了，還是一望無際的荒涼。」
卻也是個什麼都有的地方。這裡有比下龍灣震撼不只十倍的景觀，雪山綿延於如鏡的海岸，冰川被潮汐雕刻出朱銘也無法企及的動感，驚人的生態系在旅人的數步之遙展演生存與死亡，冒險家的遺跡散落島嶼而逐漸成為極地的一部分。極地的一切都令人敬畏，暴風、低溫、大浪和舉步維艱的深雪，而因為敬畏，我們得以看見更壯闊的風景。
在這裡，旅人不被允許帶走任何東西，石頭、羽毛、骨骸或花葉；旅人也不被允許留下任何東西，食物和飲水、旗幟或雪地上的刻字。這裡沒有自助旅行，所有的登錄、航行跟走踏都需經過重重申請，而即使申請過了，瞬息萬變的極地氣候也可能隨時把整船的人困在海面上的大牢裡動彈不得。
所謂的階級旅行，對於搶到Last minute船票的南極旅客來說應該感覺蠻強烈的。一進房間桌上就放了一封船公司的信，言明我們在旅行期間不要談論Last minute票的話題，另外也註明買這種票的人所有酒水跟網路都要另外付費。不過，這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事實上，全船大概有1/4都是背著髒兮兮的大背包、睡袋跟帳篷浪跡天涯的年輕人。我的日本室友扛了跟我背包差不多大的布袋，裡面裝滿了啤酒跟白酒，我回敬他紅酒與Glenrothes單一純麥威士忌。我們離酒吧前的房地產與股票好遠，扛著大背包穿著夾腳拖的人們，交杯彼此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旅程，這是我們這種艙等旅人的浪漫。
2013年11月08日，清晨5點35分，我站在世界七頂峰，吉利馬札羅山的山頂。
我花了一點點的時間，確保意識，讓自己知道這是真的。然後跪下來，拉開外套，讓日出的陽光可以照在我胸口的國旗上。一個人走了五天五夜，在零下10幾度的半夜爬升1000多公尺，缺氧這麼久的腦袋，真的什麼蠢事都做得出來。
小時候地理課考試，問到非洲之巔的時候知道要選她；幾年前去了肯亞，第一次與她面對面，看著長頸鹿群在她腳下漫遊，是多不可思議的一幅畫。當然，那時候怎樣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站在她的峰頂。
選了Machame route這條路線，在當地的路線分級上被歸類為Difficult，全程要野營睡帳篷，比起另一條可以睡山屋洗熱水澡的路線根本是天堂跟地獄的差別。台灣人走這條線的本來就不多，獨攀的查了查檢查哨的紀錄本，今年似乎也只有我一人了；看著歐美成群結隊的團，聘了一大票當地挑夫背著桌椅、流動廁所(真的用背的上山….)，開心的圍坐吃飯，心裡是真的有點孤單。
前三天幾乎是在狂風暴雨中度過，第四天還要徒手攀岩，既沒有護欄也沒有繩索，回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好在當地嚮導還算照顧我，登頂途中快要失去意識的時候還半推半拉的拎著我走了一段，否則大概沒有辦法在這裡平安的打字了。
車身在幾度搖晃後嘎然而止，推開已被裹上一層黃土的後門，你們剛剛行駛過的軌跡上仍然塵沙佈滿，彷彿什麼風暴悄悄來過。你雙腳落地時感到臟腑微微翻轉，雖然已是第二次在史瓦濟蘭義診，要消化這些漫長的顛簸，原來仍不是件容易的事。快速卸下沉甸甸的藥品箱，穿越尋醫者們殷切的眼神步入診間，你知道，今天將會是忙碌的一日。
前幾次的義診報告似乎是這樣寫的：「….人口的老化與飲食問題，這個地區有超過四成的居民長年飽受退化性疾病所苦….」你腦海中的文字漂浮起來，在眼前重組成真實的畫面：微胖的身材，宛如電影鏡頭下被刻意放慢的動作，這些尋醫者們多由當地上了年紀的婦女們所組成；雖然說是當地居民，但由於小山區各聚落間仍有一定的距離，她們大多仍需在漫天的黃沙中，蜿蜒數里的上下坡才能來到義診場地。駝著背脊，踩穩每個腳步，拄著拐杖的尋醫者們終於緩緩抵達大門口，彷彿完成一場虔誠的朝聖。
排隊掛號，是尋醫者之間一種古老神秘的儀式，而取代號碼牌的，是這些爺爺奶奶們從路旁撿來的石塊、空罐，甚至是啃過的玉米餅與枯枝落葉。慢慢彎腰，她們仔細的計數，像是某個手造的小藝術品般調整每個信物該有的姿態，一列整齊的隊伍便這樣向外延展開來了。你忍不住上前詢問其中一位奶奶如何在數十個石堆中找出自己的順位，她裂嘴笑了笑，拿起她的小小石塊開始用翻譯起當中小小的奧秘：邊緣的鋸齒、淺白的斑紋、與下方紙屑的相對位置….彷彿古老而神秘的符碼，那是一種在貧窮與匱乏的醫療資源間所繁衍出的驚人秩序，如今安安靜靜的躺臥在草地上。
不出所料地，從宣布掛號的那一刻起，尋醫者們像是終於獲得洩洪的大水般淹沒進來。掛號處的病例紙瘋狂湧出，篩檢區的血壓計沒有歇息的在手臂間遷徙；「醫生，我全身痠痛….」「我的膝蓋很難走路，一走就疼….」當地的公衛護士逐字逐句的口譯出一個巨大的公衛與生活困境：勞力密集的工作、選擇有限的飲食….你們或許永遠無法知道，這些抱怨著後頸疼痛的老奶奶們，年輕時究竟為了生活與孩子們，頂過多少驚人的生活物品，走過多遙遠的路呢？藥單與轉診單在你筆下一張一張寫出，病患們感激又困頓的眼神來了又去，你明白有些人只是需要更多的開水與休眠，但也有更多艱辛的尋醫之路，在這扇門後只會更加遙遠而漫長。
午休時分終於到來，你拿起相機走出義診站正想留些記錄，忽然有人拉了拉你的白袍，原來是剛拿了止痛藥的老奶奶正側倚牆邊休息著。她指著身旁米黃色紙箱，大小寶特瓶裡裝滿調色盤般的自製飲料，「醫生，一罐兩塊錢唷！」你搖了搖手中的可樂罐，微笑著婉拒了。她輕嘆了一口氣，把紙箱重新放上頭頂那條曾經色彩斑斕的布巾，朝著仍在豔陽下排隊的尋醫者們走去了。陽光很大，在寶特瓶上折射出各色光芒，她背影微微晃動，彷彿頂上那生活的龐然負重從來不曾被卸下過。你望了望手中鮮紅的易開罐，喝下一大口，感覺胃微微地脹痛起來。
脫下手套的瞬間，全身的痠痛就這樣爆發出來，雙手彷彿剛從泳池衝刺完蝶式上岸，幾乎要無法動彈。你把厚厚的木門拉開一小縫，側身鑽出，低頭穿越家屬們幽幽的哭聲。忍不住回頭再看一眼，門縫裡剛剛壓胸急救的患者，護士們正小心的拆卸他身上的眾多管線與監測器，像是拆卸著他與這個世界最後的連結。門縫很快被闔起，你頹坐回工作站，深吸一口氣，繼續伸手拿下新的病歷。
那是急救間，一個上帝在拉上門之後，時常會忘了要開啟另一扇窗的地方。
仿若隱匿的密室，急救間座落在整個急診室的最後方角落，盡可能的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急診室分級的各區當中，急救間是張低調的王牌，守著你們與死神對陣時，最後的隘勇線。電話通知有如警鐘，多在患者到院前不久敲響急診室的工作站；而無論是白日或清晨，現場候診的病人爆滿或門可羅雀，你們都得再次擠出所剩無多的腎上腺素，穿上白色的鎧甲步入戰場。
厚重的木門被迅速拉開，病人推了進來。長袍中的主治醫生宛如奇幻小說裡領軍的巫師，以各種管路取代了魔杖，將神秘的咒語不絕地從口中被召喚出來。「跳VT，200焦耳準備！」、「Bosmin打一支！CPR停一下，來，插管！」他的聲音平靜而堅定，率先擊退了空氣中瀰漫的恐懼與不安。你與多位護理人員隨號令不斷更迭動作，或者置放管路，或者打入不同顏色的藥劑，面對死亡與疫病的大軍壓陣，你彷彿可以聽見短兵相接的刀刃聲，也看見了空中飛散的符咒與火花。當病人的血壓與心跳終於回復到平穩的狀態，你們方才鬆了一口氣；主治醫師拉下口罩交代剩餘的指令，率先走出了房間，留下實習醫師與幾位護理人員安靜地進行最後的安頓。面對戰後的沙場，即便是這樣振奮人心的時刻，急救間裡的激情與感動仍必須是收斂的。
急救間偶爾會闖入一些不速之客，他們試圖帶來新的儀式與咒語，期待這個神秘的祭壇可以將淡去的靈魂重新召換回來。這些人大多是心急如焚的家屬，甚至是家屬請託而來的地方人士，唯一的共同點，便是用難以辨識的嘶吼或哭喊來修正你們的處置。有的堅信「純手工」的急救比機器更尊重患者，強力要求醫療人員撤除自動心肺復甦機，並用雙手按壓直到急救結束；有的堅持要觀看整個急救過程，卻在每個管路放置的時刻放聲哭喊，幾乎要震破耳膜…. 20分鐘，25分鐘，空氣裡凝結著一種無奈的對峙，而你繼續默默的在一壓一放間倒數計時。當30分鐘的急救時間終了，家屬總會立刻撞開你的肩膀衝向病床；有人抱著死者痛哭，有人拿著佛珠對著耳邊細語，汗水淋漓的你彷彿人型的空氣站在床邊，靜靜觀看著他們執行完儀式最後的細節，直到病人蓋上白布離去。
醫院的洗手設備又被破壞了。這對於原已資源缺乏的史瓦濟蘭而言更是雪上加霜，謠言在病房裡四起，其中最廣為流傳的版本，是來自那個房間裡的報復。
一個在日常的言談中，不該存在的房間。
嚴格來說，那只是兒科走廊盡頭，通往戶外的一個小玄關罷了。每次查房遠遠望去，只知道那裡堆滿了雜物，偶有幾個模糊的人影默坐，在陽光透進來的片刻，才能隱隱看見他們的臉。有次你好奇心起，拉了病房的護士欲一探究竟，她們皺了皺眉頭，偷指房裡的其中一人說：「小心哪！醫生，你不會對他們有興趣的。」
原來，他們是自小被拋棄在醫院的一群。
唐氏症、半身不遂、雙腳外翻的跛行者….令人駭然的不僅僅是他們出生後的診斷，更多是對於疫病的歧視與恐懼。他們之於醫院的存在就像是巴黎聖母院裡的鐘樓怪人，沒有身分，沒有名姓；若有誰真的記得這個房間，大概也只有送餐至病房盡頭時，廚房裡推著餐車的大嬸，又或者是冷風不停吹來時，急忙要去關起走廊大門的護士們了。幾次走廊上的孩子們玩得興起，追著滿地奔跑的塑膠小球朝走廊盡頭奔去，身後的母親一個箭步上前抓住了他們的手，隨即低頭吆喝起來。孩子的哭聲很快的瀰漫了長廊，而繽紛的小塑膠球默默滾入那個房間裡，始終沒有人去撿拾。
